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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的一面，这是两种很少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的品质，而当时俄国局势最最需要的正是这两种兼而有之的品质。单有坚定性是不够的，所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垮台了。单有灵活性也不够，所以李可夫和加米涅夫也垮台了。而斯大林保全了，他在自己的周围团结了一帮子人，这些人较之任何老布尔什维克（除列宁是唯一例外）都更接近于马克思理想中的政治人物。但这场起初对外暴露的公开对抗斗争仍然在紧闭着的门背后继续着。在组成苏联政府的十几个人中，时而是这位，时而是那位成了这些冲突意见的代言人，例如对农民应该抚慰呢还是要高压这样一些国内事务，又使冲突意见复杂化了，因此这场斗争在1939年5月3日以前还是苏联政策幕后的具有爆炸性的火药。这就是说，它在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前夕还在起作用。
如果我们现在向自己提出两个问题：直到政治局放弃谋求集体安全的那一刻之前，它希望的是什么，它又为什么抱这样的希望；为了求得答案，我们就得看一下在苏联政策的两个极端所涉及的问题，并考虑一下这些问题又怎样影响着苏联面对世界、特别是面对德国时所处的地位。
布尔什维克在取得政权的最初日子是一个少数派政党，人民对它怀疑，实际上帮助实现三月革命的那些革命者全都憎恨它；到了俄国群众在列宁的领导下战胜了外国的干涉并赢得了内战胜利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地位才比较稳固了，并有契卡和新红军对它严加守护。尽管如此，它展望前景是够凄凉的。布尔什维克新政府为之献身拯救的是一片满目疮痍的国土，其主要特征是民生凋蔽、经济崩溃。因此，如果列宁的政府，或者任何其他中央政府，要想生存下去的话，就得让人民休养生息，并恢复某种经济运转。列宁，这位新时代的人物，立即而且是闹剧性地发现，在他和他自己指定的终个事业之间有着一个日形重大的长期未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自新俄罗斯国家十五世纪从鞑靼人手里获得解放以来就决定了俄国的历史，即在一块由一个中心难以有效控制的过于广大和过于原始的土地上，怎样设置一个中央政府。而那里的居民又顽固又散漫，除非有一个中央政府便无他法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一句话，那就是怎样在不利于建立国家的条件下建立一个国家。而且，列宁的任务较之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更加艰巨，因为他得把他那个奇怪的国家改变成为一个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工具。这正是他的信仰的本质所要求的。
面对着这样的局面（愿列宁在天之灵安息，我们但愿连列宁也没有充分认识到情况的全部含义），他决定暂时让农民安静地耕作他们新获得的土地，然后首先争取俄国境内工商业家的合作，其次争取外部世界各国政府的合作，以便通过贸易、工业企业和贷款等形式从他们那里取得物资援助。因此就产生了新经济政策，这件事使许多真诚的俄国社会主义者痛心疾首，也使他们的全世界敌人过早地高兴了一阵。从国内说，全局形势的关键在于农民的态度。农民仍占总人口百分之八十，都是文盲，刚刚摆脱了农奴状态，因饥荒和战争而已经精疲力竭。他们对革命（这场革命最终取决于他们）之所以感兴趣，只是由于他们认为革命意味着结束战争并把土地分配给他们。他们支持列宁，因为列宁答应把他们的梦想变成现实，他并且遵守诺言；可是列宁为了结束战争而签订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却让出了一大片俄国的粮仓，至于让农民取得土地这件事，他也完全知道，要不了多久他还得把土地归并给国家。由于打败了德国，俄国在乌克兰的地位已得到改善；但和约在原来沙皇之鹰翱翔的地方建立了一系列独立国家——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芬兰，因而把俄国人多少世纪来含辛茹苦、耐心等待而求得的波罗的海海岸线又从俄国人手里夺走了。比这更为重要的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一大片操俄语的地区又让给了波兰人。这些西部土地在俄国人看来是苏联不可分割的国土，因此收复这部分土地不能说是他们对外政策的一项，倒可以说是他们保卫基地方案的组成部分。由波兰人拥有这些土地，意味着波兰人和俄国人之间的敌对继续处于恶化状态，并成为波兰人对希特勒德国采取暖昧态度的主要原因，不然的话，波兰人可以无所顾虑地用冷静的头脑处理对德问题而不至于三心二意了。因此，波兰和俄国于1921年3月18日签订的里加条约很可能让希特勒获得了人们当时还梦想不到的特殊利益。这一条约的不幸后果成了希特勒手中最大的一张王牌，凭着这张王牌，他施展花招的自由就大大增加，而且一直施展到1939年3月15日，从而导致反纳粹国家陷于毁灭性的混乱，它们企图拼凑一个有效的联合不但为时已晚，而且徒成笑柄。当希特勒于1939年8月23日最终打出这张王牌时，险些儿让他赢得了对全世界的统治。
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苏联政府非但谈不上收复失地，而且显然正在陷入困境，连他们已拥有的都难以保全。在高加索和仍由苏联保留的乌克兰部分都在闹脱离主义运动，然而全联盟的恢复恰恰首先有赖于巴库油田以及苏联乌克兰的领土与矿产。农民们仍然保持着他们的土地。
可以想象，这对任何政府都是难以对付的，哪怕它的基础非常稳固。然而作为救命稻草，布尔什维克还要以传播全世界革命为自己应负的历史使命。此事由季诺维也夫专门负责。他和一切部门的优秀首脑一样，把他主管部门的事务——即共产国际——凌驾于一切其他考虑之上。他寄最大希望于德国，其时德国仍处于战败带来的第一阵冲击的苦海中，显得蕴藏着许多在卡尔·马克思看来是一场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所必不可少的因素。
大体说来，这就是列宁假使不在1924年去世就得由他解决的局面。斯大林出于他自己最清楚的理由，竭力解决了这个问题，可这么一来赢得的却并不是老布尔什维克们给他以应得的感激，而是敌视。斯大林根据他的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首先建成的说法，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宣称他的认识是，在未来的一个无限时期内，俄国所需要的是又一个伊凡雷帝，又——个彼得大帝。即使在苏联，要建成能使人信服的自命的社会主义，也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于是新经济政策仍在执行，要到1928年公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前夕才废除。与此同时，无论从意识形态或实践观点出发，当务之急是产生一个无产阶级。
那个为马克思主义革命所不可缺少的伴当当时在俄国尚不存在，因此就无法“专政”。加之，没有它，俄国就实现不了工业化，也就不能同一个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进行不可避免的战争。为了产生这样一个具有双重目的的无产阶级，就得使数以百万计的不识字的农民离开土地，教他们识字并使用机器。为了养活这一批人，其余的农民就得生产出按人口平均计算更多的食物。要做到这一点，就得用现代耕作法来取代古老的带状耕作。这意味着机械化和集体化。而这又意味着事实上要向农民宣战——也就是说，向那些多少革命志士为之受苦捐躯的俄国被压迫民众宣战。究竟有多少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预见到有此必要，是无法知道的。只能肯定地说，列宁预见到的是一个大概的轮廓；面对这个问题的斯大林，对此看得比较详细一些。斯大林这时主要关心的是要把比较年轻的人集结在他的周围。这些年轻人能够按照斯大林的看法来看待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并准备按照他的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在开除了李可夫和布哈林这两个怀有人道主义心肠的人以后，那时当政的政府于1931年便同人民对立了，让新任命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作为他们的公众代言人，也就是当一种潜在的人质或替罪羊。此后八年，人们看到的是一场残酷无情的斗争，为的是要把农民变成技工，并在崭新的重工业基础上建立一支庞大的装备精良的军队。为此，几乎牺牲了一切。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利润动机这幽灵被允许再度在苏联的街头踯躅，但在列宁逝世后不久又不存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始于1928年，其任务是“恢复被战争和革命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并沿着不断提高工业化程度的路线进行重建工作”。
农业集体化开始于1929年。到了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