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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例如，有一家报纸要求知道土耳其是否已经变成了英国的一个殖民地。土耳其政府反对这种对其加强1939年英土同盟政策的含蓄的批评，并继续重视民族的团结，这就不能与受到内战威胁的希腊和波斯同日而语了。但是，如果重新制定出版法，只会使他们遭受苏联反土宣传的另一次正面的攻击。因此，土耳其国会的许多代表，煽动了伊斯坦布尔大学和中学的学生去领导12月4日的示威游行，这次示威游行袭击了那些敢于提出这类问题的出版物的办公室和印刷厂，以及被断定是亲苏的两家书店。
苏土彼此互不客气的照会和宣传接踵而来，土耳其官方叙述说，这次示威游行是由“民主的”土耳其青年“自发组织的”，但这活却遭到莫斯科电台的回击，后者宣称土耳其成了“希姆莱和戈培尔民主的一个忠实的翻版”。
两周以后（12月20日，当“三强”的外长们在莫斯科会晤时），莫斯科报纸和电台转载并广播了由两位格鲁吉亚历史学家在第比利斯的一家报纸上所写的一封信，要求把大片地方归还给（苏维埃）格鲁吉亚，即安纳托利亚的东北部沿海地区（西至离今苏上边界一百八十英里的吉雷孙，直到深达七十英里的内地），换句话说，也就是位于早已是苏联要求归还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汉地区以西的那么一大块领土。该信声称，“在远古时代，格鲁吉亚人民就在这块大地上生活、耕种与斗争。。创建新的文明中心和政府”，而奥斯曼土耳其人所进行的征服“仅仅带来了死亡和毁灭”，而这却是还不到五百年的事。
实际上，威尔逊总统1920年11月22日的裁决，就建议把现在所要求的整个地区事实上都包括了进去，而且还包括了流产的“大亚美尼亚”的大部分地方。但是，格鲁吉亚和拉兹两地情况并不相同：格鲁吉亚的王公们，由于请求俄国的保护，避免了被奥斯曼和波斯帝国的吞并，并保全了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至少直到其国家合并于苏联为止）；而格鲁吉亚两位教授现在所要求的拉兹，则由于奥斯曼征服的结果，当地人民已改信伊斯兰教，他们的封建酋长被允许有相当程度的自治，直到十九世纪。正如D·J·达林所指出，这一类凭借捏造的历史所提出的要求，迄今在苏联已成为笑柄，由于土耳其报纸斩钉截铁他说整个民族宁可“赴汤蹈火”也不愿割让“寸土”，所以双方接着就照老样子彼此谩骂起来。《红星报》抨击了土耳其“好战的演说家”，说他们在“爱好自由的民族”同希特勒奋战时一声不吭，于是土耳其总理萨拉若卢在电台中反驳说，两位格鲁吉亚教授不是“希特勒哲学”附了体，就是患了“嗜血狂”。毫无疑问，1946年1月12日在伦敦《工人日报》上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不是偶然的，它在反复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表明土耳其不宜控制海峡，接着就进行公开的威胁、土耳其反动派似乎非常喜欢炫耀自己的力量。或许它们不久就会知道，1946年己非1939年，而剑拔夸张的作法早已是过了时的玩意儿。
这是缔造和平的一年，也是挖掉战争老根的一年。首先，中东必须成为和平与民主的一个真正的堡垒。在战争结束之后才六个月，苏联就想按照共产党的模样努力把土耳其变成“和平和民主的堡垒”一事，竟成了衡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彼此日渐分道扬镳的尺度，这对非共产主义世界来说，特别是对英国工党政府的外交大臣来说，看来应象是“一场。。双方的报刊都参加接旗呐喊的神经战”。
1946年2月21日，欧内斯特·贝文向下院提出保证说，他和他的同僚们一直在密切地注视着有关控制海峡问题的国际方面的情况，认为“纵然是这一个特定的大国而不是那一个特定的大国，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建立基地”，也不会对世界和平有什么贡献。但，就是这种谨慎的意见，以及温斯顿·丘吉尔（他作为反对党领袖享有较大的自由）在3月15日于纽约所提出的主张，同样都招致了反驳：苏联希望控制被内陆包围的黑海的唯一入海口一事，英国加以反对是不合乎逻辑的；英国本身一直在世界通路——地中海——的两端集中武力，可以任意把它加以封闭：“这个，对丘吉尔先生是天经地义的，而苏联如在海峡上有了要塞，则就会意味着基督教文明的没落了。”
大家知道，美国1945年11月2日照会所提出的关于海峡的建议，可以被认为会使土耳其在万一与苏联冲突时处于难以防守的地位。然而，美国海军部长（詹姆斯·G·福雷斯特尔）早在1945年6月24
日就注意到苏联把“土耳其从英国势力范围内拉出来”的目的，1945—1946年冬天，苏联对波斯施加军事和外交压力，特别是在规定的日子（1946年3月2日）红军没有从波斯的阿塞拜疆撤退（三强事前曾同意在这一天从波斯国土上完全撤出其各自的部队），这在美国舆论界看来，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3月5日，海军部宣称，十六个月以前死于美国的土耳其大使的遗体将由世界上最强大的军舰、美国军舰“密苏里”号护送回国，而按照外交礼节，通常派一艘巡洋舰进行护送也就够了。后来发现，这个决定是一种妥协方案，原来美国国务院不希望刺激苏联，美国海军则希望派遣实力雄厚的舰队到东地中海巡逻，而这种示威又是总统早已核准的。事实上，一个象沃尔特·李普曼那样有地位的政治家仍把中东争夺权力的斗争看作是“英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虽有工党领导人的种种好听的词令，而伦敦的外交政策与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帕默斯顿的外交政策，仍是不容易区别清楚的”。李普曼请苏联领导人研究美国人对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的反应：“他们将发现美国人民并没有接受丘吉尔先生的加入反苏联盟的建议。。它是一种悲观绝望的意见。。等于承认调解已经失败。”李普曼试图为俄国在中近东的“合法的和可以接受的利益的外围边缘”加以规定——即沿着“的里雅斯特、萨洛尼卡和多德卡尼斯群岛以及希腊其他岛屿。。红海。。波斯湾”形成一个半圆。但是，他又继续写道，俄国人不应试图把他们在巴尔干、土耳其和波斯的合法利益扩大成为排他性的利益。“这里，一定要进行合作，并尊重他们和我们共同制定的原则和义务，然后才能有解决办法，否则对我们大家的结果——对他们和我们自己的结果，都会比那些目光短浅的人们所想象的要坏得多。”美国军舰“密苏里”号及其随行舰队的巡游“将使莫斯科毫不含糊地懂得，我们认为他们对外扩张的限度正是在什么地方”。接着，他又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不曾受到过损伤的美国人民在导致和平方面虽然没有准备承认失败，但“却到了承认有失败的可能性的地步”。要在世界上美国人民心目中过去一直是很疏远的地方承担保持权力平衡的新义务，为了在美国国内作好负责的舆论准备，他的这种论证也许是必要的。英国权力的没落，美国权力的上升，使这个义务成为绝对必要的了。
但是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则极力想使美国不在中东扩大其权力和责任，在为招待出席4月25日召开的巴黎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所举行的宴会上，他们谴责美国在土耳其、埃及和波斯寻找基地。
1945年11月，土耳其出版法的放宽，是共和人民党内部所进行的个人倾轧和原则冲突的部分结果，该党在当时仍是土耳其唯一合法的政治组织。
起而反对伊诺努总统以及该党的领导的，是以杰拉尔·拜亚尔为首的人士；1918年阿塔图克去世时，拜亚尔曾任总理。反对的理由是各种各样的。战时的经济严重情况导致贪污事件的增加和工作效率的低落，这一切都在当权者身上反映出来了。人们日益感到：共和国的某些理想依然只是一纸空文的期望，这些理想，现在应当付诸实施，“或者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或者甚至只作为一个权宜之计，因为土耳其现在当然是自觉和不自觉地更急于接近它心目中的英、美两国的国家形式，也只有这两个国家支持它反对俄国”。共和人民党的领导顺应局势的要求，于1945年11月废除了禁止任何有组织的反对党的法律，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在第二个月就正式成立了民主党，主张放宽政府对土耳其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控制。由于反对党（民主党）的要求，政府于1946年5月制定法律，第一次规定了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