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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前很兴旺的芬兰木材工业，没有多大困难就恢复了。停战后不久，瑞典就对邻国进行援助，给予信贷，让它购买原料，以建立其金属加工工业。瑞典还向芬兰提供了许多过去从德国进口的必需品。
1945年10月，教育部长黑洛访问莫斯科回国后宣布，鉴于芬兰在取得原料方面有困难，斯大林同意把芬兰支付赔款的期限从六年延长为八年。但是，尽管有瑞典、美国和苏联的经济援助，芬兰人的赔款负担还是十分沉重。他们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到1945年底，食物、衣服和住房都严重不足。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于1946年3月间访问芬兰，发现那里的情况很严重，回到美国后呼吁给予援助。结果，寄来了一大批赠品包裹，暂时缓和了芬兰的困难。使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化的是，停战时约有四十万卡累利阿人迁入芬兰，这些新增加的农业人口都需要土地和住所。芬兰人不得不在自己经济本已极其拮据的时候收容安置这些人。1945年春，议会通过两项法案，授权政府征用土地和其他财产。卡累利阿族农户有的同芬兰族农户合营一个农庄，有的在原有的农庄旁边另外新建农庄。由于可耕地不足，很多家庭分配到的是需要开垦的森林地。
（五）芬兰对“战争罪行”的审判
根据停战协定第十三条，芬兰有责任“同各盟国合作逮捕和审判被控犯有战争罪行的人”。巴锡基维在大选前对战时领导人所采取的措施，俄国人是不满意的，1945年7月，当内政部长、共产党人莱诺宣布许多人被捕同芬兰军官中隐藏武器的阴谋暴露有关时，俄国人就更不耐烦了。如果听任战争罪行问题再拖延下去，苏方的不耐烦有突然爆发为恼怒的危险，因此巴锡基维面临着非立即采取行动不可的局面。
7月28日，为调查从1938年到停战为止这一段时期内芬兰政府的政策而设立的“霍恩博格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后来就成了战时领导人被控罪状的主要内容。报告发表后，巴锡基维政府起草了一项法案，规定成立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审讯战犯的特别法庭。9月11日，正当左翼方面的鼓动造成一场政府危机时，巴锡基维把这个法案作为对他内阁的信任问题提出来，芬兰议会当即以一百二十九票对十二票通过了这个法案。11月6日，有八名受到指控的战时领导过芬兰的政界人物被捕。对他们的审讯于11月15日开始。由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并提出证据，审讯一直延续到1946年2月2日，中间休庭两次。第一次开庭从11月15日起到17日止，然后休庭到12月10日，让被告有时间准备答辩。在12月10日到21日第二次开庭期间，赖提和唐纳的自我辩护词一度使气氛相当紧张。最后一次开庭从1月9日起延续到2月2日，对这次审讯的新闻报道比对以前的一些报道检查得更为仔细。
如果说，在1945年的选举中没有苏联政府进行干预的迹象，这次审判的情况就完全两样了。巴锡基维似乎经常跟盟国管制委员会主席日丹诺夫商谈，以设法减少俄国人对西方司法方式的猜疑，并使法庭作出的结论能为俄国人所接受。苏联政府不许赖提的律师提出有关“冬季战争”的证据，从而干预了为赖提进行的辩护。盟国管制委员会通过它的苏联主席对赖提证词在芬兰国内的发表预先作了审查。同时苏联报刊对八个被控的领导人开展了一次宣传运动。俄国人虽然施加影响并有时进行干预，但他们还是注意让芬兰人自己主持审判，让他们照芬兰的司法程序办事。在和盟国管制委员会长时间磋商之后，芬兰政府于2月21日宣布八个被告全都有罪，分别判处两年到十年徒刑。管制委员会对判刑没有提出正式异议；但是，苏联报刊虽同意审判的结果，却很不满意人们竟对这些“反动的”领导人表现出这么多的同情。
“战争罪行”审判的主要结果之一是它对曼纳海姆总统的名誉的影响。这位极得人心的芬兰前总司令自1945年春天以来一直在生病，不时把他的许多总统职责委托巴锡基维代行。审讯开始时，他正在葡萄牙南部养病。也许就是因为他很得人心，苏联报刊在攻击各被告时没有点他的名。但是，审讯中出示了他的证词，连同关于他在1941年同德国人配合作战计划中所起的作用、他在对英作战问题上应负的责任以及他推荐缔结赖提…里宾特洛甫条约等的证据。主要由于曼纳海姆同战时政府有关系，苏联在审讯结束后施加压力，要他去职，而且，不管是否由于苏方这种要求的结果，政府在1946年3月宣布，严重的健康状况迫使他辞去了总统职务。
（六）佩卡拉政府和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的对苏关系
曼纳海姆辞职后，芬兰议会的议员们在1946年3月9日举行了一次特别选举，选出巴锡基维继任总统。巴锡基维在决定总理人选问题上花了一些时间，但在3月24日他要求前国防部长佩卡拉组织内阁。佩卡拉是社会主义统一党党员（该党是人民民主联盟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预料，他组成的政府将比巴锡基维的政府更左。佩卡拉分配了六个部长职位给人民民主联盟的成员，其中三人是共产党人。新任总理立即宣布他打算推行“和平”政策，打算进一步加强他的前任所建立的对苏友好关系。4月间，为了表明他的意图，他率领了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征求苏联政府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芬兰代表团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举行几次会谈之后，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宣布苏联政府同意不再要求芬兰人对他们过去从苏联搬走的财产作进一步的赔偿，并同意售绐芬兰十万吨谷物，帮助它渡过收获季节前青黄不接的困难。作为交换，芬兰将把供应佩特萨莫镍矿电力的亚尼索基发电站租借给苏联政府。可是，苏联政府拒绝考虑改变停战协定中关于领土的条款，斯大林认为这是“不可更改的”。芬兰方面希望减少赔款数额的请求也遭到拒绝。但芬兰代表团确也从苏联领导人那里取得了这样一个诺言，即他们同意考虑恢复由于停战协定而陷于混乱的芬兰运输系统。苏联政府这些经济上的让步，不久就被盟国方面的一项决定所抵销，这项决定规定，芬兰境内的德国财产应移交给苏联政府，而对于德国人在芬兰北部破坏的大量财产，则没有给芬兰人以赔偿。
1946年五一节的一系列示威游行，给了政府更加向左转的一个机会。几个“右派”组织被取缔，共产党的一次示威开始了一场清洗公职人员的运动，莱诺则又重新开展了他反对芬兰总参谋部人员的斗争。
佩卡拉和他率领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处理芬苏关系时的那种友好气氛，后来继续保持了三、四个月，但在1946年8月的巴黎和会上就烟消云散了。关于对芬和约草案的内容，芬兰政府事先已经获悉。按照外长会议的安排，芬兰政府应邀派代表团赴巴黎，就对芬和约草案向和会提出芬兰的看法。代表团由总理、外交部长和四个执政党的代表组成，由外交部长（恩凯尔）负责陈述芬兰的观点。8月15日，在和会的一次全体会议上，恩凯尔谈到了芬兰过去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表现，也谈到了它履行停战协定各项义务的事实。他代表芬兰政府表示希望在和约的领土条款和赔偿条款方面都“能作一些有利于芬兰的修改”（和约中的这些条款是同停战协定的有关条款完全一样的）。
显然，俄国人对这一事态发展是没有料到的，因为，苏联副外长维辛斯基在这之后不久同芬兰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一次私下谈话中，表示了强烈的反感。他指责芬兰人谋求其他国家的支持来反对苏联，他说，“芬兰和苏联之间的关系肯定已有所恶化”。在和会上，莫洛托夫也对芬兰人的发言作了评论，他提到芬兰没有被军事占领，并警告它不要听信“冒险分子”的话。当恩凯尔发言的消息传到芬兰国内时，共产党掀起了一场攻击那些在巴黎的“反动分子”的运动，运动发展得如此激烈，以致代表团的部分团员不得不在和会期间返回赫尔辛基去恢复秩序。当代表们再次回到巴黎时，他们发现尽管美国为他们作了努力，大会并没有理睬他们请求修改和约条款的呼吁，关于领土和赔款的条款仍然照旧。事态的这一发展似乎暂时减少了苏联领导人的敌意，但是，莫洛托夫在最后一次发言中再次表示他怀疑美国和英国在试图影响芬兰，他提醒芬兰人不要忘记过去外国干预所导致的不幸后果。
随着1947年2月10日对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