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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但是，它在萧条期间也对资本移动实行外汇管制，并在第二次对中国的征战开始的时候把此项管制保留和扩大到商品支付上。德国和（初始的）意大利，象法国一样，拒绝了货币统一贬值。意大利于1934年代之以外汇管制，而德国在希特勒上台的两年内把1931年以来管理资本移动的外汇管制扩大到一切现行的交易。德国政府用这个方法确实能够防止外贸总支出超过总收入。
不过，这种对外贸易手法能给扩大的经济带来什么宽慰呢？如果世界需求恢复缓慢，外汇管制保证德国会得到它所需要的进口货物吗？当然不是。如果出口收入不扩大，进口就必须加以限制，而这一点反过来就会对任何国内复苏计划设置障碍。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德国人又向前进了两步：（1）实行外汇管制的同时，还实行进口许可证和限额制度，这使得他们能对必不可少的和非必不可少的进口货物加以区别；（2）如他们所做到的，德国政府掌握了德国对外贸易状况和结构的全部情报，鼓励发展本国资源和代用品来取代原有的进口货物。这样就成功了一半。因为如果不准许国外影响来危害国内的恢复，那么复兴就只是通过金融和财政政策的手段来刺激国内需求的问题了。
在所有三个极权主义国家中，金融当局都同本国政府合作。这三国的长期利率都维持在远远低于萧条以前的水平上。虽然在德国，其稳定在百分之四点五至百分之五的利率仅仅在1935年才开始，但在1933年就已采取措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短期利率，恢复企业、银行和整个经济的周转。一是制止通货紧缩，一是发行免税证和特别的可以再贴现的职业证券使所有企业和公共机构原来紧张的财政处境放松下来，正是这两项强有力地促使企业界的成员恢复了乐观。
对于恢复企业界人士信任感来说，较之有利的币制或许更有意义的是国内的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宁。既然强有力的财界和工业界巨头在帮助纳粹登台方面作出很大贡献，希特勒就履行对他们的诺言。德国就象意大利一样，上述问题是用政冶力量解决的。所有自由工会完全遭到禁止，还有集中营的威胁，是保证“工厂纪律”的比较有力和比较直接的武器，相形之下，民主国家的雇主必要时执行纪律所能使用的解雇和失业两项武器就间接得多。鲁尔的钢铁大王克虏伯提到，“通过合法手续任命雇主为职工的领导人，对于雇主来说是赋予他比以往更加开阔、更加愉快、更有希望的活动领域”，有如他另一次把“我们企业中的劳工平静”说成是新政权伟大成绩中的一项那样。在这方面（一如其他许多方面），日本的情况同极权类型就不同。在日本工会组织还存在，甚至直到1937年还有罢工发生。不过，这些工会要比较为成熟的工业社会中的弱小些。日本那时还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日本的雇主能从剩余劳动力的汪洋大海中吸收工人，而从农村吸收到工业中的工人，其收入要比从事农业所得为高，这种工人刚刚开始有政治觉悟，他还没有严重危及“社会政治安定”。
除了“企业中劳工平静”得到了保证之外，大企业的巨头们对新政权的信任其次还因为它的立法而加强了。1931年在日本，1932年在意大利，1933年在德国，为许多工业制订了“强制卡特尔化”的法律。显然，强制卡特尔化的措施为企业提供了免受“毁灭性”竞争的保护，而这种竞争在萧条时期是十分突出的。因此，这一法令成为企业家恢复投资积极性的重要条件。
上述金触和组织措施，加上旨在鼓励私人投资的财政政策，在德国的雇主中造成彻底的心理变化。但是，有效需求的增加主要不是从企业家那里开始的。因为政府决定货币不再贬值，于是必须防止由于进口超过出口而造成对外收支的紧张状态。固然，外汇管制使当局能形式上保持对外收支的平衡，但是德国的物价高于外国的物价。如要降低物价，就会消灭萌芽状态的复苏信心；在这些情况下，保持当时的出口水平的先决条件就是德国的物价不能再涨。规定工资和物价的终点，就德国的行动而言，将使德国的出口额冻结在现有的水平上。不过，出口额的水平也限制了进口的规模。必须谨慎小心的是，公私投资要集中在国内能解决原料需求的工业部门，而不能依赖于外来供应。很明显，对建筑业和某些重工业可以给予最大限度地发展。对其他工业部门的投资则必须进行选择。分配原料的有关当局间接行使的选择权，又为在资本市场上对私人投资的严格管制以致几乎近于禁止的做法所加强。在上述情况下，通过对建筑业和类似工业的信贷投资造成的需求的扩大，主要是依靠官方当局而不是依靠企业家的行动。
纳粹政权一开始，中央、州、地方当局的公共支出就大大增加。从1932年的一百四十亿马克增加到1938年的约四百亿马克，1938年几乎高达1929年的两倍。公共支出的赤字从1933年的百分之四增加到1935年的约百分之二十二，以后两年有所下降，在1938年超过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五。在上述赤字全靠信贷资助的限度内，有效需求继续增长。由于这笔支出而刺激起来的经济复苏，以投资景气的形式出现，在德国是史无前例的。
截至1938年底的六年间，累计公私投资总额（折算成货币相当于七百三十二亿马克）超过截至1929年底的六年间（折算成货币为六百七十七亿马克）近六十亿，但是，考虑到价格变化，实际增长约为百分之二十九。此外，虽然政府投资（此项投资决定复苏的速度）1938年与1929年相比增加了一倍，私人投资也达到了1928年的水平，超过1929年百分之十。更有启发性的是，投资景气首先是和建设和建筑业的巨大扩展有关的。公共建设（即建筑党部大楼、体育场、道路、运河、机场和要塞），从1929年到1938年实际上几乎增加了三倍，而私人建设，住宅和工业建筑都计入，1938年达到了同1929年一样的高度。
极权国家的试验真正令人震惊的特点在于企业能够对政府的巨大支出加以配合。极权国家是怎样搞掉健全财政这个神话呢？这个神话是在民主国家里企业主用来阻止政府，使它不能用公共支出来抵销信任危机的。因为在美国，从1933年到1938年的政府支出仅仅增加了百分之六十，而在德国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上述六年间在美国百力之十一的支出是靠赤字资助，在德国约为百分之十九。如果说美国和法国的政府开支动摇了企业家的信任，为什么极权国家政府的赤字开支没有在国内企业界引起同样的敌视态度呢？这有许多原因。
首先，企业界对政府支出的种种反对都被压倒了，因为政府机器，包括各“自治集团”（农业、工业、劳工和文化的），是在工业巨头和极权政党的头子们的伙伴关系的直接控制下的。这些头头之间是存在着摩擦和猜忌的，但是任何一方如果不与另一方勾结，都不能行动起来。工商界团体及其地区和职能性组织得到有意识的发展，以便在工业领域中能够保证政治优于经济，保证团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不过事实上，由拥有最高产量或销售量的公司所领导的各卡特尔，比工商界团体及其附属各组织要重要得多，尽管在公众的眼里并非如此。确实，就象德国报界消息最灵通的机构在过去所经常抱怨的，“实际上，各个集团和卡特尔人员的公开身份导致了使用工商界团体的影响和权力（这不应该控制市场），有便于加强各卡特尔的私下的权力”。因而极权组织的机构模式恰巧是这样安排的，它使得大企业在国内起到相当大的影响，这就有助于减少企业界对政府开支的反对。在民主制度下，如果一个政府拥有工业界的支持而执政，企业家仍然保持对政府支出的种种反对，因为他们不知道下届政府会怎么样。而在极权主义下，不会有什么下届政府。
此外，在政府支出的目的不损害私营经济部门利润的情况下，企业家就不反对政府支出。诸如道路、党部大楼、体育场等规模宏伟、崭新的投资项目，都是从一开始就由政府支出，完全是私营企业“通常”投资计划的范围之外的。因此德国的工业家为自身利益欢迎上述公共工程项目，而这些工程又衍生出对许多工业部门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好处。日本工业家对公用事业的发展感到高兴，这是成功地促进工业化的一个基本条件，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