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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 年左右，黄昏在东方地平线见到“大火”时，正是春分前后，即正是
春播的时节，所以关于“火正”的传说当是可信的。像这样以观测天象来确
定四时季节的方法叫“观象授时”。
古史还相传黄帝时代已有了历法。不过，近年有人认为，获得考古资料
印证的，还是关于帝尧时已有历法的传说。《尚书·尧典》中说，帝尧曾组
织了一批天文官到东、南、西、北四个地方去观测天象，以编制历法，向人
们预报时节。
数学知识的萌芽
远古时代，我们的先民和世界其他地区人类一样，从文明发展的最初阶
段起，就不断积累着关于事物的数量和形状等萌芽时期的数学知识。人们认
识“数”是从“有”开始的，起初略知一、二，以后在社会生产和社会实践
中不断积累，知道的数目才逐渐增多。调查资料表明，解放前，我国有的文
化发展比较缓慢的兄弟民族最多只能数到“3”或“10”，3 或 10 以上的数
就数不清，而统称为“多”了。这大致反映了各民族文明发展初期大都必需
经历的一般情况。仰韶文化及年代稍晚的马家窑文化等遗址中出土的彩陶
上，有各种各样的刻划符号五十来种，可能为代表不同意义的记事符号。我
国古代也有“结绳记事”和“契木为文”传说。因此，这些刻划符号既可能
是我国古代文字的起源，也可能是数字的起源。
人们对形的认识也很早。当我们祖先能制造出背厚刃薄的石斧、尖的骨
针、圆的石球、弯的弓等形状各不相同的工具时，他们对各种几何图形已经
有了一定的认识。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的竹篾编织和丝麻织品，可能使人们
对形和数之间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为织出的花纹和所包含的经纬线
数目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原始社会晚期，人们不仅识别了各种不同的形，而且为了使制作的器物
达到方、圆、平、直的要求，可能还创造了划方、圆和直线的简单的工具与
方法。如半坡遗址的圆形屋、环形装饰品和陶器上圆半径非常匀称的同心圆
纹饰等，必须有一定的方法，并借助于简单的工具——可能就是最早的圆规，
才能做得那样规整。
原始的医和药
我国医药知识起源很早：火的使用在人类保健业上具有重要意义。蓝田
人和北京人已知道熟食，改善了摄食条件，使身体能得到较好的发育。火还
可以防寒、防湿，为身体的健康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通过烤火取暖，人们又
知道把烧热的石头或砂土用植物茎、叶，或动物的毛皮等包裹后放在身体某
些部位，能消除或减轻某些因受风寒冷湿而造成的疼痛，这就是最早的“热
熨法”。经过反复实践和改进，人们懂得将干草点燃，进行局部固定位置的
温热刺激，能医治更多的疾病，这就是灸法的开始。此后，人们又逐渐掌握
了运用一些简单工具治病的经验。最早的医疗器具有砭石，还有荆棘、骨针、
竹针等，它们均可以挑破脓疡和刺激人体的某些部位以疗病，这种治疗方法，
是针灸术的发端。古代有“庖牺制九针”以治病的传说。所以，至今仍在使
用的针炙疗法，追其渊源是很早的。
我们祖先在采集野果、植物种子和根、茎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某些植物
对人体有益，吃了能治病，某些则对人体有害，吃了会引起吐泻、昏迷，甚
至死亡。古代传说的所谓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虽把人们经过
长期积累的知识归于神农一人，是不符合实际的；但其中包含着合理的因素，
即反映了在长期采集过程中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药的知识这一事实。通过渔
猎、畜牧和制造工具等生产实践，人们还积累了不少动物药和矿物药的知识。
原始社会时期，医和巫是不分的。当时医药水平很低下，许多疾病不能
医治，也无法解释其病因。进行原始宗教活动的“巫”兼给人们治病，他们
治病除用祈祷、祭祀等办法外，也兼用药物。这就给原始朴素的医疗活动披
上了神秘的外衣。
科技知识的积累——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
青铜器时代的到来
人类古代历史上，生产工具的发展一般分为三个阶段：石器时代、青铜
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我国和古代东方一些国家在青铜器时代就出现了奴隶制
国家，而希腊等国家的奴隶制是同铁器时代相并行的。
所谓青铜，主要是铜、锡、铅等元素的合金。它与纯铜相比，熔点较低，
硬度增强，因而具有较好的铸造性能和机械性能。
青铜器的使用与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青铜器
的使用是从制作工具开始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夏代出现的少量青铜器中，主
要是生产工具。郑州商代中期铸铜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镢范，占此遗址中可辨
认的铸范的大多数。这些范没有花纹，是实用的农具，而不是祭祀用的礼器。
在殷墟等地还发现了有使用痕迹的铜铲。西周时，青铜农具种类和数量都增
加了，从翻土、中耕除草到收割的农具都有用金属制造的，但木、石农具仍
在农业生产中继续使用。青铜制的手工业工具使用更为广泛，种类有斧、斤、
凿、钻、刀、削、锯、锥等。商、周时候的奴隶主已控制着一支用青铜武器
武装起来的军队，所以青铜武器出土数量很大，主要有戈、矛、钺、镞、剑
等。出土的青铜礼器和生活用器种类繁多，此外还有乐器、车马器，它们铸
造精美，有的小巧精致，有的大而富有气势，如商代晚期的司母戊鼎，重达
875 公斤，称得上是重器。所以，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典型地代表了奴隶制
时代高度发展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水平，成为这一时代鲜明的标志。到战
国时期，青铜冶铸工艺还继续有新的成就。
制陶技术的进步
商代的制陶业已设有专门作坊，内部并有固定的分工。制陶作坊除生产
一般的灰陶、红陶和黑陶器外，还生产少量供奴隶主贵族使用的釉陶和白陶。
白陶的制作技术代表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它和原始瓷器一样，也是
用高岭土作胚胎，烧成温度达 1，000℃以上，陶质较坚硬。青铜铸造对陶器
制作技术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铸造用的陶范是由砂和粘土构成的，要
求较大的强度和较高的透气性、耐热性。为了达到这一要求，人们就得在制
范的原料和烧成温度上设法改进。在这两点上，一旦发生了质的飞跃和突破
——瓷土的发现与利用，高温窑的创造成功，再加上釉的出现以及还原焰的
运用，原始青瓷器就应时脱胎而出。
解放以来，河南的安阳、洛阳、郑州，江西的吴城，江苏的丹徒、吴县，
安徽的屯溪，陕西的西安和甘肃灵台等黄河中游及长江下游这一广大地区的
商代和西周遗址中，都发现了完整的“青釉器”或其残片。这些出土的“青
釉器”胎质一般较陶器细腻坚硬，胎色以灰白居多，也有近似纯白略呈淡黄
色的，少数为灰绿色或浅褐色。烧成温度一般高达 1，100℃到 1，200℃以上，
胎质基本烧结，吸水性较弱，器表施有一层石灰釉。这些物征基本上都与瓷
器所应具备的条件相近。另一方面，它们也不完全与瓷器相同，所用制胎的
原料质量还不够精细，烧成温度一般都还略嫌偏低，还有一定的吸水性，胎
色白度不高，也没有透光性，器表的釉层较薄，胎和釉结合较差，容易剥落。
胎的烧结程度也很不相同，说明对烧结温度的认识和对窑温控制的技术都还
不够成熟。总之，商、周时候的“青釉器”可以认为是瓷而不是陶，但也表
现出它们的原始性和过渡性，故而学术界一般将其称为“原始瓷”或“原始
青瓷”。以后我国驰名世界的瓷器，实肇基于这个时期。瓷器的发明是我们
先民对人类文明的又一项重大贡献。
春秋战国时期，瓷器有较大的发展。浙江绍兴战国墓中出土的大批青釉
器，胎质坚密，器形规整，大多仿青铜器。在浙江古越州一带出土的大量东
汉时器物，已与魏晋时期成熟的青瓷无任何不同之处。原始瓷从商代出现后，
经过西周、春秋战国到东汉一千六七百年间的变化，正是我国瓷器由不成熟
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酿酒
农业发生后，人们储存的粮食，因设备简陋受潮发酵，或吃剩的食物因
搁置而发酵。淀粉受微生物的作用发酵，引起糖化和产生酒精，这就成了天
然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