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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醒来时，我看见张超凡正一边吃饭一边看着新闻，饭盒里盛着一个鸡腿，我以为电视里正在播放早间新闻，便说：“大早晨起来吃什么鸡腿，腻不腻呀！”
不待张超凡回答，只听电视里的女播音员说：“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的午间三十分节目，我们明天再见！”男播音员点头微笑道：“再见！”
我想一定是昨晚的梦遗导致了身体疲乏以至于长睡不醒。这时，我想起杨阳，抬头一看，他正趴在被窝里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口水从它的嘴角缓慢流淌出来，一直延伸到枕巾。枕头下面，他那条换下来的内裤正安详地掖在那里。
下午的课是法律基础，我在老师点完名后，趁她低头之际悄悄地溜出教室。此举令我稍有后悔，因为溜出教室的并不止我一人，包括杨阳，齐思新等人在内足有十几人，张超凡下课回来后告诉我们说，当老师抬起头看到那十几个空座位时，自言自语道：“我国的法律什么时候才能管制学生不来上课呀！”没有溜走的学生一致主张老师再点一次名，老师没有点，那些学生在深感不快的同时无不抱怨纷纷，老师说：“法律只能使人犯罪被捕后得到惩罚，却不能阻止人犯罪，这就是法律的被动之处，也是我作为《法律基础》课老师的悲哀！”
我回到宿舍后依旧无所事事，但宿舍却是我最迷恋的地方。在这里，我能够躺在床上边看小说边抽着烟，累了的时候想睡就睡，怡然自得。
我在宿舍的生活中心就是一张床和一排钉在墙壁上的书架。床上的物品除了一条永远不叠的棉被还有一双双掖在枕头下面的脏袜子。那条棉被会因为夏季的到来而被换成毛巾被，又会因为夏季的过去而再次出现；那些脏袜子会被我在仅剩下一双干净袜子的时候一洗了之。书架上面堆满了我的至爱，一盘盘打口或不打口的唱片，它们中一些比较大众化的经常会不翼而飞，沓无音信。除此外，书架上还零乱地陈列着几根只抽了一半的烟头，因为周舟经常会在我抽烟的时候在楼下喊我的名字，这时我便不得不掐灭手里的烟，但又舍不得丢弃，只好随手放于书架上，久而久之，那些烟蒂就形成了不小的规模。日后，无论哪个同学遇到了没有烟抽的日子，都会从我的书架上信手拈来，挑一根最长的解无烟之渴。烟头中间夹杂了几根卷曲的毛发，它们来自杨阳的下体，是从上铺掉下来的，伴随毛发的越来越多，我对杨阳变成秃鹫的忧虑与日俱增。书架上另有唐诗、宋词，元曲各一本，旁边摆着一本盗版的《史记》。这本《史记》是我从学校的书市上以5元的价格买来的，我结合自己在中学时代对一些名篇的深刻记忆，发现这本书与之相关的内容居然只字不差，根据以点代面的经验，这本书看来物有所值，只是书中的纸张有些柔软且半透明，可跟手纸相媲美，这不失为它的另一妙用。在某一时期，司马迁那厮曾激励过我——他被进了宫刑还能坚持《史记》的创作，我有什么理由因为生活中的一点点苦闷而整日愁眉苦脸，萎靡不振。但我又一转念，他之所以如此专注《史记》的创作，是因为官刑使他失去了生活中的许多乐趣和终身幸福，不敢再对未来抱有任何奢侈之心，无奈之中在暗地里流下许多眼泪，心想，我除了做点抄抄写写的活计还能干什么呀，只好潜下心来，开始《史记》的创作。司马迁采用倒叙的手法，先从汉武帝写起，逆历史长河而上，写到哪儿算哪儿，却没想到自己的生命异常顽强，直至写完炎帝方才结束，掐指一算，居然在历史长河中翻腾了几百年，故命名曰《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给我带来了创作灵感，我有一个伟大的设想，决定在查阅各朝代民间流传的不同版本的稗官野史，写一本《史妓》，书中人物将会涉及如下：
《李娃传》中的李娃，《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卖花郎独占花魁》中的美娘，《桃花扇》中的李香君，《大宅门》中的杨九红等。鉴于娜娜和羊脂球的身上没有中华民族血统，所以她们暂且不被列入此书。
杨阳在得知我有如此想法后，拍手称快道：“一股高潮将在老干部中间掀起，这本书一定倍儿受他们的欢迎。”
我决定将这部书写成现实主义作品，让它建立在真实生活基础之上，为此我需要走访各烟花柳巷，穿梭于北京的八大胡同与歌厅、小发廊之间。我也将采用本纪、列传、世家等形式按人物身份、功绩的不同分别作传。杨阳说：“为了这部作品的早日诞生，你采风的时候一定要带上我，我会帮你收集更多人物的性格。”
后来，我的这部作品尚未动笔就由于学习、生活的压力而被搁浅了。
乐队又恢复了排练。钟风索性不再去学校上课，凭借他妈与某医院院长当知青时曾在同一个村子插过队的关系，开来一张病假条，平日可以不去上课，只要期末考试顺利通过，仍可继续升级。从此以后，钟风便寄居在我们学校，只要我们哪个同学回家住，他便睡在人家床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俨然就是一个盲流。后来，许多床的主人不约而同地闻出他们的床铺上有一种特殊气味，这是由汗水、口水、香水和烟草混合在一起的味道，一些床的主人患有洁癖，他们为了禁止钟风在自己的床上睡觉，减少了回家的次数，为此，他们不得不放弃周末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只身一人，独守空床，
乐队排练的热情空前高涨，没有一人因故缺席排练，大家的态度极为认真。然而，有一首歌在我们排练了两天后仍没能将其拿下，不是齐思新的鼓打飞了就是我的节奏吉他没跟上，或是杨阳弹起贝司来把歌唱跑了调，还有钟风的主音吉他，总不能及时加进来却会在不应该结束的地方突然消失。
我们练了一遍又一遍，抽了一根又一根烟，还是找不到相互间配合的默契感觉。后来我们分别跟着节拍器一小节一小节地练习，终于发现问题所在——基本功不扎实。于是我们便分头练起基本功，钟风每天呆在我们的宿舍练习三连音，四连音，五连音直至十三连音；齐思新一有功夫就拿着两根鼓棒敲自己的枕头，脚还在地面上跺个没完没了，楼下宿舍的同学上来找过好几次，但齐思新就是不给他们开门，依然拼命地挥舞着四肢；杨阳练习在说话的同时手指可以打出各种拍子；我每天跟着节拍器练习下拨，当节拍器的速度被我调得越来越快的时候，我已经养成了右手随便拿起一个什么东西都会哆嗦不止的习惯。
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训练，我们的乐队居然成为学校乐坛上一支技术型的实力派乐队，一时间名声大振，威震四方。乐队在学校演出的机会逐渐增多，各院系举办活动无不邀请我们前往，一种“腕儿”的感觉油然而生。
这学期，我们的学习任务依然艰巨。根据国家教委的规定，本科生必须在毕业前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考试，方可获得毕业证书。
一时间，全班同学的理想无一例外地转变成在英语四级考试中取得好成绩。我和杨阳的目标是及格即可，张超凡为之努力的方向是考85分以上，拿四级优秀成绩奖学金，班里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学英语热潮。
张超凡每日清晨寻得校园某个僻静角落，大声朗读英文课文，一些晨练路过的学生和扫街的妇女纷纷扭头观看，像看怪物一样，但张超凡依然旁若无人般读得兴致盎然，口舌生津，面色红润，并美其名曰此种学习方法为“疯狂英语。”
杨阳曾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愿望，当北京主办奥运会的时候，他的英语已经学有所成，那时候会有不计其数的外国人踏进北京这片热土，杨阳在此刻便要挺身而出，作为一名导游，除了带领老外们游故宫爬长城外，他还要蹬着板儿车带老外们深入于北京胡同里的公共厕所。届时，北京城宽阔的柏油马路上将出现这样的情景：
杨阳光着被晒成古铜色的膀子，脖子上搭一条尚可隐约看出是白色的手巾板儿，汗水顺着它不停地往下淌。杨阳蹬一辆擦得锃亮的三轮板儿车，车头挂两个黄铜铃铛，它们随车子的前行发出有节奏的清脆声响，声音飘荡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车上坐着一男一女两个老外，男老外因为女老外不时将目光停留在杨阳绷紧的肌肉和上下起伏的臂部上而显出一丝不快，他不时地指东指西，企图把女老外的目光从杨阳的身上转移到道路两旁古朴又不失现代典范的建筑物上。杨阳带着他们进了时刹海的某条胡同，将车停在一座由青灰砖磊成并在上部开有多扇窗户的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