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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露说：“算了吧，我现在不想这事儿，还是等考完试再说吧！”她所谓的考完试是指参加完高考，很有可能就是指考完最后一门刚走出考场的那一刻。在面临诸多问题进行选择的时候，韩露总是能够抛开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将高考毫不犹豫地放到首要位置，这的确令我五体佩服，但她最后的成绩不尽如人意却使我感觉一些遗憾和内疚。韩露选择我做男朋友的初衷本是为高考服务，可事实并非如此。
我对韩露说：“你认为自己开始有那种想法的时候就跟我说一声。”
“为什么你就不能主动一回？”韩露扭头盯着我说。
“我怕你不愿意，强扭的瓜不甜。”
“这么说你就是想了？”
“我已经说过了，这件事情取决于你。”
韩露不再说话。半天后她才又说：“你知道吗，郑勇和吕梅已经………”
我说：”我早就听郑勇给我讲过了；要不要我给你讲讲他们的细节；以供咱们学习效仿？”
“我才不听呢！我觉得吕梅他们不会这么快吧！”韩露对此事感到惊讶。
“哼，冯凯和季悦早就这样了。”我不以为然地说。
“啊！”韩露瞪大眼睛，仿佛听到的是天方夜谭，“你怎么知道的？”
“我当然是听冯凯自己说的。”冯凯、郑勇是我高中时期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我们无话不说，只是他们对我考入北X大稍感愤慨，因为他俩和他们的女朋友都考进了海淀区的一所走读大学。
我的话刺激到韩露，她又一句话不说，只顾低头走路。
“怎么了？”我问她。
“没事儿。”她从自己的思考中醒悟，抬起头说，“我们怎么办。”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和他们一样也行，不想同流合污也可以。”
“我是怕……”
“怕什么？”
“算了，不说了，你赶紧送我回家吧！”韩露拉着我快速向公共汽车站走去。
其实，我明白韩露所说的怕指的是什么——我们对明天没有把握，不能把握自己，更不能把握别人。
第一次和周舟做爱的时候，出现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当时，我脱去裤子，把它扔向一旁的架子鼓，钥匙从裤兜里跌落出来，正好砸到吊镲上，发出“嚓”的一声，像是为我们准备进行的事情打奏出的开场序曲。
第二次和周舟做爱的时候，我们在床上并肩而坐，拥抱着亲吻，我的手慢慢伸到周舟衣服的里层，抚摸她冰凉的肌肤。我慢慢倾倒身体，将周舟压于身下。
突然，我想起一件事情，便站起身，走到架子鼓前，敲了两下镲片。
“你这是干什么？”周舟问我。
“我们第一次的时候，钥匙砸在上面，响了一声，现在我们是第二次，我要让它响两下，以此类推，看它究竟能响到多少下。”我扔下鼓锤，又回到周舟身边。
这件事情做得真是多此一举，一年以后，当我和周舟来到这里行事之前，我都要拿着鼓锤敲上好半天，周舟自己坐在床上，用手捂住耳朵，说：“吵死了！”再后来，事情发展到更为严重的地步，我用一只手已经无法应付那么多下了，只好两只手轮番上阵，直到敲出的声响符合我们这次的数目。
敲完相应下镲后，我垂下双手，完全没有了力气和兴趣，周舟坐在一旁匪夷所思地瞧着我说：“白敲了吧！”
这个暑假，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理想世界，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自己身负跨时代的大学生、首都未来建设者的重任，将一切不合实际的和被强加于身的称谓统统抛至九霄云外，沉浸在自己的喜怒哀乐中。
暑假结束的前几天，乐队暂时停止排练，大家稍作休息，准备迎接下一个苦闷的学期开始。
我和杨阳决定利用这几天出去转转，听说某地有批发打口带的商贩，价格合理，于是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坐上开往那里的火车。
我所说的这个地方距离北京并不远，只有二百公里左右，归河北省所属，是一个以贩卖廉价商品著称的小镇，这里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假冒伪劣商品，其市场混乱程度吸引了无数不法商贩来此经营，打口带属于非法音像制品，在这里得以盛行亦在情理之中。
火车上的人并不多，杨阳上了车倒头便睡，我也本想睡一会儿，无奈杨阳在睡觉前嘱咐我说：“第一，看好咱们的东西；第二，盯着点儿，别坐过站。”既然杨阳率先使用了我们两人中只有一个人可以睡觉的权利，我只好履行两个人中必须有一个人时刻保持头脑清醒的义务，看着杨阳坐在对面悠然地闭上眼睛。
我身旁坐着一名四十多岁的男子，他一上车便主动跟我搭话，我本以为可以此消磨旅途的乏味，可同他聊天实在乏味，他始终在吹嘘自己去过很多地方，北至承德，南到保定，于是我便将目光转向窗外，不再理他。但这并没有结束他做出让我更加厌烦的事情，他在受到我的冷落后，竟然自己唱起歌来，毫不顾及我的感受，几乎唱遍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的所有流行歌曲。使得我的身心倍受摧残，这绝对是对我意志力的一个大考验。从他嘴中唱出的歌曲全是一个调子，音高在他嘴里仅体现在声音的大小上，而且还略带港台腔地把“东言之珠，我的爱人”唱成“东方滋珠，我爹爱淫”，给我感觉他吃过鸟屎，糊了一嘴。最后，此人在一曲《亚洲雄风》后结束义演，不知是出于弹尽粮绝还是因为我这个唯一的听众在忍无可忍下，不再在乎他的自尊，说了一句：“真恶心。”
火车到站，我叫醒杨阳。走下火车，我们询问了车站的工作人员，返回北京的火车将于下午5点钟从此经过，仅此一趟。
我们走出车站，眼前一小片空旷地带停着几辆“摩的”，我们走上前去，问其中一位司机去那座交易市场怎么走，这位师傅伸出胳膊指着远处比划了半天，我们还是不明白，索性坐上他的车，随他前往。
司机问我们来此做什么，我们告诉了他此行的目的，他说批发打口磁带的人不在交易市场，买卖全部在村中民房进行，我们说那就进村子，于是司机调转车头，带着我们向另一个方向驶去。
“摩的”停在村中的一片民房前，一条黄色大狼狗拴在树上冲我们狂吠不止，我们给了司机三块钱，他开着车子扬长而去，“摩的”尾部“嘟嘟”地冒出黑烟。
进了村子，我们走进一个敞开大门的院子，一个中年男子正光着膀子捧着一大碗面条“啼哩吐噜”地吃着，他看见我们，问道：“找谁儿？”
我们问：“你知道哪儿有批发打口带的吗？”
中年男子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和杨阳欲转身离去，他叫住我们：“哎！要大黄吗？
“大黄？”我以为他指的是那条拴在树上的大黄狗。
“就是黄片儿，特清楚。”
“不要。”
我们出了院子，沿着狭窄的土路继续前行，全村的院门紧闭着，里面仿佛发生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我们拐过这条土路，迎面走来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娘，她问我们“你们是干啥的？”
“我们想买点儿打口磁带。”
“你俩跟我来。”大娘在前面引路，我们跟在后面。
大娘把我们带到另一座院门前，弯腰从石头底下摸出一把钥匙，打开门，“你们是不是要这些东西？”她指着院落墙角的那堆纸箱子说。
我和杨阳走过去，掀开纸箱一看，成百上千盘封面各异的打口磁带推积在里面，我说：“没错，就是它！”
大娘说一个外地人租她的房子没给钱就跑了，这些东西是那个人仓促逃跑遗落下来的。我们问大娘打算怎么处理，大娘说：“俺啥玩艺儿也不懂，这些破烂也不值几个钱，你俩想要就搬走吧！”我们听后分外高兴，当即掏出50块钱给大妈，以示感谢。
大妈接过钱说“这多不好意思，要不你俩拿点葡萄走吧，俺家自个种的，可甜了。”说完，大妈走进屋子，拎出两大塑料袋葡萄。
我和杨阳雇了一辆摩的，将那一箱打口带拉到火车站，办了托运手续，然后又坐着摩的去逛那座闻名遐迩的交易市场。我们一边看着千奇百怪的商品，一边吃着大娘送给我们的葡萄，吃完两袋葡萄已是四点半钟，我们赶往火车站。
由于我和杨阳吃葡萄采用的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的方法，所以当我们上了火车后，便感觉肚子隐隐作痛，我俩轮番上阵，在回到北京的这段时间里，强行霸占了我们那节车厢的厕所。
买回打口带后，我和杨阳又投入到开学前的补考准备中，我们报名参加了理力和材力的补课班。一个人如果脑子没有致命问题的话，他应该在参加完补课班的三天学习后，轻而易举地通过补考，当然，这种便宜事不会无缘发生，老师更不会出于为学生着想而放�